上图 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赵述岛因纪念明朝赵述奉命出使三佛齐而得名,岛形状近圆形,《更路簿》里称之为“船舰”。

　　左图 《更路簿》记载了渔民们前往南海地区的多个航程和航向。图为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。

　　右图 赵述岛上生活的海南渔民,绝大部分都来自潭门镇。

　　本报记者 何 伟摄

　　本报记者 何 伟

　　《更路簿》是我国南海渔民自明代以来就使用的航海手册,除了记载通往某个地区的航程和航向,还详细记录了南海诸岛、屿、礁名称及准确位置等。渔民在海上燃香一支所花费时间为一更,一更一般能行驶10海里左右;路指的是航海罗盘指向的针路,即航向。《更路簿》以口头流传方式使用多年后,开始有手抄本。起自明代,即郑和下西洋之前的15世纪初叶,《更路簿》以不同的抄本流传至今,已经存在了600多年。

　　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

　　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从1989年开始关注和研究《更路簿》,迄今已有20多年。

　　“战国时期的古书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中记载,商代国王汤叫大臣们制定‘四方献令’,伊尹便建议,‘正南……请令以珠玑、瑇瑁……为献’,这说明,早在公元前18世纪,我国南海沿岸居民就已从事南海水产资源的开发。”周伟民告诉记者,考古发现,西沙群岛甘泉岛有一处唐宋遗址,出土一批唐宋瓷器、铁锅残片以及其他生产、生活用品。这证明至少从唐宋时期开始,我国渔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居住生产,早已经是南海诸岛的主人。

　　南海诸岛礁的命名是印证主权的铁证。在《更路簿》中,渔民给南海中136个岛礁起了“乳名”,其中东沙群岛1个,西沙群岛38个,南沙群岛97个。除了以渔家口述形式流传外,更以书面形式记载于《更路簿》的手抄本中。渔民的命名全是海南方言称谓,乡土味道浓厚。“渔民们依据自己生产、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物品形象,赋予南海岛礁富有特色的俗名。”周伟民说,《更路簿》里记载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,具有命名具体、位置确定、形象生动等特点,能反映岛礁的主要特征。

　　“潭门的老船长告诉我,南海北礁被称为‘干豆’,这在《更路簿》里也有记载,原因就是潭门渔民出海总要在船上带一些豆子泡发豆芽。最初的渔船经常在北礁触礁沉没,后来的渔民们经常能在这里拾获不少沉船遗留下的豆子,而且豆子经过日晒,大都已经干瘪,因此潭门渔民就将北礁称为‘干豆’。”周伟民说,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这些“乳名”为国家在法定南海280多个岛礁命定“官名”时起了直接参考作用。

　　“《更路簿》中记载了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诸岛、最早命名以及长期管辖的证据,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。”周伟民说,“现存的十几本《更路簿》已经能够充分反映,南海渔民的足迹遍布海南岛沿岸、西沙群岛、南沙群岛、中沙群岛等海域,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”。从这些线路看,西沙、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,而这些作业痕迹更能作为海南渔民经营和开发南海的确凿证据。

　　在世世代代海南渔民的努力下,《更路簿》不断完善,使得海南渔民可以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,通过不断开辟这条捕捞作业的“黄金海道”,让闻名遐迩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日渐畅通起来。

　　“比如,潭门老船长彭正楷拥有的《更路簿》中,记载了17条西沙捕鱼线路、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、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、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。”周伟民举例说。

　　南海是我们的“祖宗海”

　　今年61岁的何世轩是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文教村人。他出生在一个世代靠海谋生的渔民家庭。1973年,17岁的何世轩开始尝试随同父亲出远海到西沙、南沙等海域捕鱼。1979年,何世轩当了船长,主要带领渔船在西沙、东沙航海作业。1985年开始到南沙捕鱼作业。

　　“我清楚地记得,当年我的祖父和父亲在出海之前都要拿出《更路簿》和《海图》,根据风向与风速来核实即将出发的线路。”何世轩告诉记者,《更路簿》对潭门渔民来说是“命根子”。潭门渔民祖祖辈辈靠着原本或手抄本到西南、中沙等海域捕鱼。

　　“《更路簿》记录了航行的方向、时间、距离、途中所见岛屿、暗礁、海流变化、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气变化规律等内容。没有它,我们出海后就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。”何世轩说。

　　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,到南沙海域作业的基本上都是潭门的渔民,因为很多国家或地方的渔民没有《更路簿》这个航海法宝,不能远行。

　　现在,虽然何世轩出海用上了现代导航设备,但是仍然离不开《更路簿》里记载的经验。“我们每年出发去南沙,大多数选择立冬过后,乘着东北季风前往南沙,春节或清明过后再乘着西南风回到潭门港,历时大概有三四个月。”何世轩说,这些祖辈们几百年来总结下的经验非常准确,《更路簿》里都有记录。

　　“南沙哺育了我的祖祖辈辈还有我和我的后代,我们世代耕耘着这片蓝色的国土,南海就是我们的‘祖宗海’‘责任田’,我们代代潭门人把她视作生命一样珍惜。爱她、守她、护她!”何世轩说。

　　让《更路簿》在现代“活”起来

　　随着现代导航技术普遍用于航海,《更路簿》原有的价值大打折扣,但是,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《更路簿》的历史文化魅力愈发浓厚。

　　海南大学教授邹立刚认为,《更路簿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南海的航海史、生产史、海外贸易史、生存史,揭示出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其海域最早发现、最早命名、最早开发利用和连续管辖的历史事实,证明我国的相关岛礁主权和海域权益。

　　“令人遗憾的是,仅有一部分《更路簿》保存下来,又因其为纸质,随着时间的推移,加上沿海温湿气候和虫蛀鼠咬,很多文字也已变得模糊不清或老化破损;尤其是年代久远的更路簿,更是腐烂残化。”邹立刚说。此外,过去亲历远洋出海的渔民目前尚在世的不多,海南省荣获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《更路簿》传承人共有7人,但在世的仅有3人。

　　“近几年,渔民对《更路簿》的保护意识已有了很大进步。”海南省博物馆《更路簿》研究人员朱磊说,在琼海潭门镇,镇一级政府都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告知渔民,对他们手里保存完整或残页的《更路簿》都要加以保护,这是珍贵的史料。

　　朱磊曾经以解读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《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》为基础,通过对《更路簿》中每一条航程航线的记载,精心绘制出从海南岛潭门、大洲岛(今海南万宁)出发,与西沙诸岛之间往返的各条航线,绘图历时90余天。

　　“当时是从文化考古的角度出发的,更多关注的是先民耕海的路线、岛礁命名由来等。如今,《更路簿》的历史价值更为重要,她是维护我国南海海洋权益的历史佐证。”朱磊说。

　　除研究学者外,海南省文体厅也组织开展了对三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次普查,《更路簿》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海南省文体厅也已经开始着手对《更路簿》保护出台有关管理办法,使其在支持传承方面得到制度性保障。

　　随着科技的发展,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日益完善,南海渔民已经不再依赖《更路簿》出海谋生。“但是,《更路簿》不能‘死’在我们手上,我们要好好传承。”今年81岁的潭门老船长苏承芬告诉记者,他经常教育子孙,一定要保护和传承《更路簿》,造大船、闯深海,深耕“祖宗海”。